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及其启示
傅辰晨
摘要：作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体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通过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德国思辨哲学强行嫁接，构建起一种以抽象人性论为哲学基础的伦理化社会主义观。这一思潮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以抽象人性论为哲学基础，表现出鲜明的伦理化倾向，以“超阶级”的伦理乌托邦替代阶级斗争，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进行系统性误读与庸俗化，体现德国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保守与反动。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方法论批判：以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其脱离现实的虚无根基、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论揭露其虚无的“超阶级”立场、以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对其脱离现实活动的“虚无抽象”等进行了深刻批判。恩格斯对这一思潮的批判启示我们，既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阶级分析方法和斗争精神，又要以科学态度对待理论资源，坚定党性原则与人民立场。
关键词：恩格斯；傅立叶；“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抽象人性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雷竞技网页版下载青年基金项目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研究” （21YJC710020）的阶段性成果
正文：
“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它试图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移植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在当时“像瘟疫一样流行起来”，更因其披着德国哲学外衣的“抽象人道主义话语”而对工人运动产生了严重误导。这种脱离现实根基的反无产阶级立场，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批判对象。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以下简称《片段》）一书的“前言”和“结束语”中，首次对这一思潮进行了系统批判，将其定性为“劣等的”理论变种。本文基于对《片段》的文本考察，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揭示恩格斯在《片段》中批判的实质内涵与理论意义，并阐释其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深刻启示。
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生成
当英法两国已完成工业革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时，德国资产阶级尚未成熟。德国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德国哲学”重新解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以伦理乌托邦替代阶级斗争。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描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形成时期的德国：“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激烈反对的、然而却又像戴着锁链一样不得不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
1.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分化
“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分化存在着关联，将这一关联置于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意识形态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加以考察，将更为清晰。黑格尔去世后，黑格尔学派分化为老年黑格尔派与青年黑格尔派。老年黑格尔派致力于深入阐释黑格尔的哲学理论，然而在政治议题和宗教议题上，却相当保守。老年黑格尔派将普鲁士国家视为世界理性和基督教权力的体现，反对资产阶级激进派关于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政教分离等进步要求。青年黑格尔派则代表了激进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哲学和宗教领域表现出激进的立场，主张对封建等级制度、贵族的专制国家以及基督教等进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并非出于抽象的哲学目的，而是旨在解决现实政治问题。但青年黑格尔派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与斗争。
“实体即主体”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核心命题。施特劳斯侧重“实体”，在《耶稣传》中，施特劳斯以历史批判方法解构福音书的神圣性，认为福音故事是早期基督教徒群体信仰的体现，是群体精神的无意识产物。鲍威尔则强调“自我意识”是世界的唯一实体和创造者，认为宗教是主体的有意虚构。二者的争论本质上是对“实体”与“自我意识”何者为历史根本动力的分歧，即对黑格尔哲学中这两个维度的各执一端。
这一争论因费尔巴哈的介入而激化。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批判上述双方均未脱离唯心主义框架，并提出“人本学唯物主义”。他将神学归结为人的异化，强调“神性”的本质是被抽离的对象化的人性。但是，“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这就进一步揭示了人将自己创造的“神”奉为实体后，反而被其支配的异化过程。费尔巴哈提出，“宗教使人的本质跟人割离开来”，使人最终成为依附于宗教的奴隶。“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提出动摇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共识基础，造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进一步分化，并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前提。
青年黑格尔派的分化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大致构成同一思想史进程的两方面：一方面，青年黑格尔派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提供了哲学基础。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虽未能深入触及社会经济结构，却也深刻揭露了宗教异化的现象。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将其简化为超历史的、抽象的伦理命题，完全回避了现实社会中围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变革这一核心问题。
在《莱茵报》《德国年鉴》遭到查封，鲍威尔教职被撤销后，鲍威尔的批判走向极端化。1843年，鲍威尔创办《文学总汇报》后进入“纯粹批判”阶段，从宗教批判延伸至对国家、政党等一切现存制度的批判，尤其侧重于对群众的批判，认为群众“懒惰、肤浅、自满自足”，是“进步最大的敌人”，因而“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通过对群众的批判，鲍威尔认为群众的肤浅和狭隘导致伟大活动难以成功，群众“自我意识”的有限性阻碍了自由解放的实现，要想突破这种有限性，需要将群众的“自我意识”提升为“普遍的自我意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的著述也站在一种批判社会的立场上，但其批判强调通过“爱”实现“共产主义”，而非暴力推翻旧制度的调和论调，显示出一种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的政治立场。
另一方面，“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也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庸俗化的表现。青年黑格尔派早期以批判德国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为重要目标，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从根本上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行动，最终在实践中沦为普鲁士政权打压工人运动的理论工具。他们在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中公开指责无产阶级斗争“破坏秩序”，鼓吹“各阶级和解”，客观上配合了统治者的镇压策略。可见，青年黑格尔派的分化暴露了其脱离现实运动的致命缺陷，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将这种缺陷系统化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实质上是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在社会主义领域内的一种庸俗变体，他们将充满现实批判精神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同现实运动割裂开来”，如同青年黑格尔派将历史同物质生产分开，两者均以观念的斗争取代了现实的变革。
2.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德国的接受与异化
在英国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想是劳资矛盾加深的产物。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机器大生产大规模取代工场手工业，深刻重塑了社会结构。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产值占比达40%，在曼彻斯特等工业中心，无产阶级已占英国总人口数的70%以上。然而，周期性经济危机暴露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本矛盾，183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加剧了无产阶级的生存困境。法国在1830年七月革命后形成金融资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局面，阶级对立越发尖锐。1831年和1834年爆发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英法两国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所导致的、日益深化的阶级矛盾与社会对抗，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土壤，促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弊端。
同时期的德国，则呈现出迥异的社会图景。德国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且在经济和政治上高度依附于封建统治势力，在1848年革命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尚未成熟，其中的主体仍是组织松散、阶级意识模糊的手工业帮工，占人口数量大多数的是小资产阶级。可见，当时德国社会并未呈现类似英法那般尖锐对立的劳资矛盾，反而存在一个庞大的“中间人群”。小资产阶级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既畏惧资本主义无情竞争带来的破产风险，又对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冲击其“小产业”的前景充满恐慌，因而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趋向保守，社会主义思想最终被抽象为以“人性”对抗专制。
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始终停留在宗教和哲学领域，从未真正触及市民社会的物质基础，从而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剥离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现实基础提供了现成的哲学工具。结合德国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阶级构成，更容易理解当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传入德国时遭遇的独特的“哲学过滤”。马克思恩格斯曾批判道：“这些‘社会主义者’，或者像他们自称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外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并不是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而是纯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像他们想象中的德国哲学体系一样，完全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从方法论、政治立场以及阶级基础等方面对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系统性异化，通过德国思辨哲学对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彻底的“去现实化”改造。在方法论层面，德国思辨哲学习惯于在纯粹思想领域解决问题，当这种思维惯性被用于理解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具体现实的批判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表现出明显的唯心主义倒退，将针对具体生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批判，转换为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的思辨问题。格律恩对傅立叶的解读即为典型。傅立叶在《论商业》中深刻批判了商业资本的剥削与欺骗，格律恩则刻意回避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批判，转向对商人“道德堕落”的伦理控诉，并将之与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强行嫁接。
这种嫁接恰恰迎合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需求。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要求变革社会的主张令其恐惧，而德国哲学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的“变革”更契合其诉求。“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将社会主义的实践诉求包裹在宏大却空洞的哲学词句中，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革命性被彻底去除，“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目标不再是改造世界，而是被改造为一种伦理说教。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专门进行了批判，提出“在社会矛盾还没有因为阶级的明确分化和资产阶级迅速夺取政权而在德国采取较尖锐的形式以前，德国诗人在德国本部是根本没有出路的”。
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特征
新的思想、观点的传入与接受常常需要某种“路径依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借用了“德国哲学”这一更易于为德国人接受的方式表征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恩格斯在《片段》中首次系统批判该思潮，揭示了其脱离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实践的理论特征。
一是以抽象人性论为哲学基础，表现出鲜明的伦理化倾向。 “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将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抽离社会现实，试图通过道德说教改良社会。格律恩在解读傅立叶的思想时，除了重复在傅立叶之前就已有的诸多著作家探讨过的关于道德的观点外，“毫不注意傅立叶对现代农业和实业的批评”。格律恩对傅立叶的批判是“全部论述中的重点”，“傅立叶所坚持的关于资本、天才和劳动之间的区分”为格律恩提供了批判空间。但是，格律恩的批判仅仅停留在空洞的道德层面，围绕抽象的原则进行无休止的讨伐，而未涉及傅立叶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劳动和资本的实际对立关系。格律恩在批判傅立叶的心理学时提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中的一切。”从而，格律恩将一种抽象的、普遍的、作为世界本质和目的的“人性”，视为最高真理和社会批判的基点。格律恩用“人的本质”歪曲和取代了傅立叶思想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具体分析的成分，把对现实的批判曲解为关于抽象的人性论的讨论，从而使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陷入空洞的概念思辨。
二是以“超阶级”伦理乌托邦代替阶级斗争作为核心社会改造方案。在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主张阶级调和，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必然性，试图通过道德感化构建一个基于“普遍之爱”的调和性社会。
克利盖的观点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体现。克利盖在《人民论坛报》宣扬“用爱把所有人团结起来”，他鼓吹“爱的宗教”，认为其可以“使人们期待已久的有福的天国居民的共同体变成现实”，“用爱把人类联合起来，教会人类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这种论调的实质，是通过将贫困、压迫等现实问题进行宗教化阐释，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简化为道德感化的过程。其结果是将模糊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当“爱”可以消解一切社会矛盾时，剥削关系就会被视为道德缺陷。由此，克利盖将共产主义运动歪曲为道德感化的过程，进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
倍克的文学创作进一步暴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对阶级斗争的误解。倍克在《穷人之歌》中塑造了一个向银行家路特希尔德乞讨的波兰人形象：当路特希尔德施舍一枚银币，波兰人竟“快乐得发抖，并且为你和你的子孙祝福”。恩格斯犀利地指出，在倍克的描写中，对路特希尔德的攻击变成了“小城市里流行的趣闻”。倍克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止步于抱怨他们不是博爱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对资产阶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无法理解路特希尔德所代表的金融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联系，反而将对资本剥削的反抗，寄托于资产阶级自身的道德觉醒。更为关键的是，倍克歌颂了各种各样的小人物，却没有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这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刻意遮蔽，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阶级调和立场的文学投射。倍克用感恩的乞丐替代反抗的工人，用道德诉求置换了革命诉求。可见，“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主张阶级调和，从而改变了社会形态更替的逻辑，如此，也使社会主义从实践性的制度革命退化为纯粹的精神革新运动。
三是通过对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系统性误读及庸俗化，为超阶级方案提供“理论依据”。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诞生于法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背景之下，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剥削和商业欺诈的认识，设计出“法郎吉”，寄希望于通过法郎吉实现社会重组，解放受压迫的劳动者。傅立叶在《经济的新世界》中详细定义了包括嗅觉、触觉、友爱、雄心等在内的人的十二种欲望的内部本质，并将法郎吉作为内部本质在外部实现的场所。然而，格律恩认为傅立叶的实践方案是数学游戏，并给其贴上“利己主义”标签。他无视傅立叶思想中最具价值的现实批判，而是将“法郎吉”解释为一种消除阶级对立的和谐共同体，以此否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并将其抽象为超历史的伦理模型，剥离了消除私有制的革命目标。这一剥离历史实际的过程，使“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得以刻意收敛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锋芒，转而将其社会实践方案抽象为超历史的伦理模型，消解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内核。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尖锐揭露，“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
四是本质上反映德国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保守性与反动性。“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上述三个特征，共同根植于19世纪40年代德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工业化落后导致小生产者占人口多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德国小市民利益，“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
“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政治实践方面的反动性暴露无遗。在理论层面，当法国已经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时，德国仍处在普鲁士王朝的统治之下，资产阶级尚未掌权，相较于封建统治，资产阶级是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却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的批判照搬到德国，攻击资产阶级的进步诉求，事实上阻碍了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在实践层面，“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中呼吁“维护秩序”，反对工人暴力抗争——这种立场与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纲领形成根本对立。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解放必须坚持“暴力的民主的革命”，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却试图以伦理说教消解阶级斗争，实质是阻碍社会形态更替的绊脚石，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破产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以抽象的人性论架空社会关系的内在结构，遮蔽了其固有的阶级本质；其浓厚的伦理化倾向，消解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所构成的历史动力基础；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庸俗化重构，完全剥离了制度批判所必需的实践机制。归根结底，“真正的社会主义”暴露出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使其最终沦为私有制的辩护者。“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衰也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与真理性在于，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立足生产关系分析展开社会批判，才能穿透意识形态幻象，实现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三、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批判
批判的关键在于方法。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脱离现实的虚无根基；以阶级分析方法揭露其虚无的“超阶级”立场；以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对其脱离实践的“虚无抽象”进行了尖锐批判。在《片段》中，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形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以阶级分析为核心、以科学抽象为工具的方法论体系，深刻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虚无性”本质。
1.以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真正的社会主义”脱离现实的虚无根基
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论批判的根本武器。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则在于从物质实践出发阐释核心概念的形成。恩格斯深入观察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冲突出发，形成了对各色伪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框架。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分析，“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首要问题就在于，它彻底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阐释社会的基本方法论，陷入“用观念构造现实”的虚无主义泥潭。
恩格斯在《片段》中特别强调傅立叶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识及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论对立，凸显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虚无性特征。“真正的社会主义”对社会的认识与把握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不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寻找社会变革的动力，而是通过“抽象人性”构造虚幻的解决方案。为了调和自身矛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完成了关键概念的内涵置换，他们将社会现实中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抽象化、普遍化为抽象的“人性异化”问题。正是通过这种概念转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冲突得以淡化，其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途径也随之转化，即指向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实践可以被“超阶级博爱”所取代。可见，“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寄希望于通过伦理说教调和阶级矛盾，通过道德感化达成阶级和解，从而回避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因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就在于通过构建一种“普遍和谐”的乌托邦图景，掩盖其自身阶级地位的内在脆弱性及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对此，恩格斯的批判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即小资产阶级以“普遍人性”掩盖其阶级脆弱性。
相较于对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扬弃，恩格斯揭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对德国哲学的肤浅借用本质上是对唯物史观的背叛。傅立叶的讽刺是对现存社会的实际状况的反映，其“天才的宇宙观”则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商业运作方式的深刻观察之上。傅立叶在《论商业》中痛斥商人“签发的每张期票都包含有赝币的萌芽”，揭露信用制度同制造伪币是同样的罪行，而格律恩却认为“货币、雇佣劳动等等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德国社会主义仅仅是“德国哲学”的实现。可见，诸如此类抽离社会现实的思辨游戏，完全抹杀了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洞察，而这一思辨游戏的实质则是，将历史性批判降维至超时空的道德说教。对此，恩格斯精辟地概括了双方的本质区别：“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有了对未来的构思”，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是首先随意地整理一下过去的历史，然后又随意地指点未来应该走向何方”。可见，这种思辨方法导致社会主义的锋芒与进步意义消失殆尽，甚至沦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装饰，也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一论断的历史意义。恩格斯在《片段》中总结道，那些在德国自诩为真正的、纯粹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本质上“还没有一种思想是从德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正是脱离现实土壤的抽象性，最终消解了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内核，成为唯物史观科学性的清晰的反面镜鉴。
显而易见，“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自我欺骗”是有害的想象，其意识形态功能具有明显的反动性。特别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通过消解无产阶级革命意识，麻痹群众斗争意志，从而在客观上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与资本主义压迫。恩格斯借助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批判武器，不仅对这一社会思潮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也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要求——任何脱离无产阶级立场、鼓吹无原则“调和”的理论，无论披上何种华丽的外衣，本质上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背叛。
2.以阶级分析方法揭露“真正的社会主义”虚无的“超阶级”立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引入阶级分析方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平等，认识到“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如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了科学基础和行动指南，而阶级分析方法则是其贯穿始终的核心方法论。
中间阶级的摇摆是“超阶级”立场形成的基础。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小资产阶级作为“中间人群”——既畏惧资本主义竞争导致的破产，又恐惧无产阶级革命对其“小产业”的冲击。正是这种尴尬的阶级地位与矛盾的阶级心理，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必然具有阶级调和属性。因而，在理论建构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抛弃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的深刻分析，试图用德国思辨哲学的框架“消化”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他们以“普遍人性”“爱之和谐”等为幌子，标榜超越阶级对立，实则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投射。恩格斯在《片段》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直指其核心谬误，从根本上质疑其理论建构逻辑，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以抽象思辨取代具体历史分析、以普遍概念取代现实阶级矛盾的方法论缺陷——这与唯物史观立足经济现实、剖析阶级斗争的科学方法论形成本质对立，进而撕开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超阶级”伪装，暴露其服务于保守阶级利益的本质立场，并明确指出，这一立场因其不敢直面阶级矛盾而最终将沦为维护旧制度的“甜蜜补充”。
更具批判性的是，恩格斯在《片段》中进一步揭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阶级立场的“反动性”。1844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工人受到工厂主和封建主的双重剥削。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把斗争矛头直指私有制，发动了对资本家的暴力反抗。对此，马克思恩格斯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无产阶级已经宣布战斗号令，“无产阶级一下子就决不含糊地、尖锐地、毫不留情地、威风凛凛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马克思称赞这场起义“恰恰在开始时就具有了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在结束时才具有的东西，那就是对无产阶级本质的意识”，其突出的进步意义在于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和组织化战斗意志的形成。然而，面对工人运动高涨的局面，“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极力鼓吹和平改良，呼吁工人“维护秩序”，反对任何暴力行动。这不仅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和斗争精神，也直接暴露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阶级立场上的软弱性。
同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保守立场与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形成鲜明对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进行了深刻批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将傅立叶等人对“商业”“竞争”等资本主义具体运作机制及其罪恶的深刻揭露剥离出来，代之以抽象哲学语言包裹的“人性”问题。由此，恩格斯斥责“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没能对当时的德国社会提出过任何责难，这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傅立叶的差距所在。傅立叶虽未提出科学的革命路径，但仍能“得出必须改造社会的结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连这种勇气都没有，他们“还完全没有谈论过的现存社会的各个方面”。
总而言之，恩格斯从阶级角度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进行的批判，彻底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其支持者的虚伪性：他们不是没有阶级立场，而是不敢承认其保守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也不是超越阶级的，而是用“普遍价值”的伪装掩盖其对阶级斗争的恐惧。
3.以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脱离实践的“虚无抽象”
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科学抽象方法逐渐系统化、具体化，成为剖析社会本质、辨析及批判错误社会思潮的重要工具。恩格斯运用的科学抽象方法，始终以物质实践为根基、以揭示客观规律为目的，强调抽象必须源于具体历史事实，最终又回归实践检验，即从感性具体上升至思维具体、揭示本质规律的辩证过程，因而是科学的抽象方法。与之相较，“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虚无抽象”在于其完全脱离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具体历史条件，否定了意识来源于实践的根本原则，用“人的本质”“普遍的爱”等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范畴架空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和革命内核，丧失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和改造力，最终沦为意识形态幻象。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中，科学抽象的方法论成为戳破“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虚无性的关键工具。
可见，“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对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虚无抽象，本质上是一种“错误的抽象”。他们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具体的、历史的批判抽离为超历史的、教条的伦理说教。恩格斯在《片段》中通过对比傅立叶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抽象方法，阐明了“科学抽象”与“虚无抽象”的根本区别，并揭示“真正的社会主义”如何通过抽空历史内容沦为思辨游戏。
在恩格斯看来，傅立叶的理论掺杂着空想成分，且未触及私有制这一剥削根源。但在傅立叶的作品中，仍然具有对资本主义商业实践的深刻观察，以及对其内在欺诈本质的鞭辟入里的批判。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揭示了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这一立足于现实的批判，构成了傅立叶思想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被恩格斯称赞为“非常尖锐、非常机智和非常幽默的批判”，其最重要的价值恰恰在于在现实层面毫不留情地“揭穿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在恩格斯看来，正是由于傅立叶“基于现实的抽象”，从而“建立在天才的宇宙观之上的关于宇宙的幻想是可以谅解的”。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脱离历史的虚无抽象则显得苍白幼稚。因为，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挪用傅立叶的思想时，刻意剥离了其批判所依托的现实根基，即“对社会问题作任何研究的真正基础与主要任务，他们却毫不介意地抛弃了”。特别是，为了调和小资产阶级的自身矛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将关键概念进行内涵置换中，把现实社会阶级对立与冲突的矛盾进一步抽象化为“人性异化”的空洞问题。概念的抽象转换，致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根本冲突在无形中淡化，甚至不断消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也不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现实路径，而是被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以极其抽象的所谓“超阶级”博爱取而代之。毫无疑问，这一希望以道德说教与感化调和阶级矛盾的抽象化历史行为，不仅不能调和阶级矛盾，还会因其回避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而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最终失败。深入分析可知，这一虚无的抽象构成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核心，妄图在虚假的乌托邦图景上建筑社会和谐的幻想“城堡”。如此，便将小资产阶级内在的妥协性与脆弱性潜藏在了这座虚幻“城堡”之中。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竭力宣扬的“人性”与“爱”的本质，并非超越历史条件的普遍价值，而是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定道德观加以普遍化、永恒化，从而在精神层面消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诉求，用改良的幻想削弱无产阶级改变自身命运的动力。而这种诉求，则将小生产者逃避面对阶级剥削的现实暴露无遗。
正因如此，《片段》尤为强调《论商业》一文的价值。恩格斯认为，即便傅立叶存在幻想，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源于对社会现象的犀利洞察，源于对社会关系本质特征的精准把握，也在于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四、批判的当代启示与理论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恩格斯在《片段》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蕴含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精髓。为此，重温恩格斯这一批判，不仅有助于我们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的根源，更能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武器与实践启示。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要深刻理解其批判精神与斗争哲学，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持续激活其生命力。
1.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反对脱离实际的抽象思辨
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最根本的批判，在于揭露其脱离具体历史条件与社会经济基础，将社会主义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和思辨哲学之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抽象的伦理范畴替代了对具体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最终只能是随意整理过去，又随意指点未来，从而完全丧失了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
这种脱离现实根基的抽象思辨，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并未绝迹，其表现形态更具隐蔽性与迷惑性。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试图通过解构宏大叙事、否认历史规律，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碎片化、偶然化、庸俗化。它无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与深厚社会根基，用主观臆断和片面史料取代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科学历史观，本质上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另一方面，某些“纯学术”或“价值中立”的理论包装，将社会矛盾、发展困境简单归咎于抽象的文化传统、国民性或“人性弱点”，回避对具体制度安排、利益格局、权力运行机制的深入剖析。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最生动的体现。例如，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不是源于抽象的道德说教或人性感化，而是建立在对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客观识别，对致贫根源的精准把握，以及对“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等系统性解决方案的科学制定之上。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与践行，不仅是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最大现实的深刻回应，也是对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路径等核心问题的唯物辩证解答。
毫无疑问，识别和批判各种错误“社会主义”思潮，必须首先审视其是否立足中国国情、扎根社会实践，是否敢于直面真问题，是否致力于解决现实矛盾。任何脱离中国具体国情和人民真实需求的“理论创新”或“价值悬设”，无论其辞藻如何华丽，都不过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变种，终将被实践所证伪。
2.坚持以科学态度对待理论资源，反对庸俗化解读与错误嫁接
恩格斯深刻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傅立叶思想的庸俗化解读与错误嫁接。这种解读的实质，显然是通过剥离傅立叶思想的历史具体性和革命批判锋芒，将其改造为适合小资产阶级胃口的、否定阶级斗争的“调和论”装饰。
当今中国，在理论创新和话语构建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的问题。庸俗化解读与错误嫁接的风险仍旧存在。例如，教条化或功利化解读经典著作，脱离语境神圣化个别论断或曲解原意；对待传统文化陷入复古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两极；对西方理论盲目崇拜，机械套用其概念模型剪裁中国实践，忽视其历史背景与意识形态前提，导致削足适履。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确要求“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以科学态度进行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需要指出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汲取了“民惟邦本”的传统智慧，又将其置于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石之上，赋予其以全新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蕴含“天下大同”的中华传统理想，又以历史唯物主义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为支撑，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
由此可知，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相统一的原则，警惕任何形式的庸俗化解读和错误嫁接。对待一切理论资源，都须秉持科学精神，深入理解其产生的土壤、针对的问题、内在的逻辑与可能的局限，在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回答时代之问中进行自主性的知识创造和话语建构，避免成为任何外来理论或传统教条的简单注脚。
3.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与人民立场，反对意识形态欺骗
恩格斯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本质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反封建又惧资本在思想领域的投射，目的是掩盖其自身阶级利益和脆弱性的“自我欺骗”。任何试图抹杀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鼓吹无原则“调和”的理论，本质上都是对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背叛。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核心仍然是关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斗争，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性问题。各种错误思潮，无论其包装如何精巧，其背后往往都隐含着特定的价值导向和政治诉求，即试图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否定党的领导、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小资产阶级幻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亦有新的表现，或表现为脱离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福利民粹主义”，提出不切实际的高福利承诺；或表现为精致利己主义，只关心个人利益，缺乏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或表现为对西方制度的盲目推崇和对自身道路的妄自菲薄。一些所谓的“公知”言论，其精神内核正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妥协性，以及对“普世价值”的盲目膜拜，本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自信。更有甚者，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等渠道，精心炮制和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言论，其目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搞乱人们的思想，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核心就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中。坚持人民立场，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背离人民意愿的思想和行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将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同时，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从重拳反腐“打虎”“拍蝇”“猎狐”，到脱贫攻坚“一个都不能少”，从持续改善民生，到推进共同富裕，无不彰显着党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定决心和行动力量。
毋庸置疑，筑牢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必须时刻保持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特别是，彻底揭露和批判一切试图掩盖其阶级本质和政治意图的意识形态欺骗。要坚决摒弃脱离人民背离党性、沉溺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将个人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复杂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始终站稳脚跟、赢得主动。
（文章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5期，注释略）
